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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见是柴静创作的经典综合其它作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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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阿珂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看见 作者:柴静 | 书号:46988 时间:2018/11/3 字数:11776 |
| 上一章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下一章 ( → ) | |
| 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⿇雀。 他想开解网。⺟亲冲他喊：“不要放，放了又吃果子，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。”一群村里的孩子，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，手里拿着剪刀。不知怎么“呼啦”一下进了院子，都盯着那只⿇雀。 领头那个个子最大，说“这个好吃”伸手就去够。 老陈一着急，把网剪破了，把鸟攥在手里，翻过⾝，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  在脚爪上的黑⾊细网。一点一点。小孩不耐烦，伸手来抓。他一扬手，鸟飞了。 这个细节，和他有点剃得太光的后脑勺，让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。 他是农民，只上过六年学。一九九九年开始，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⽔河，先到处投诉，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，再告省府政，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，最后⼲脆自己出钱在《民人⽇报》打公益广告“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，去真正关心环境” 二〇〇六年，我见到他。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満是灰尘的奥迪。他准备卖了它，成立个环保基金会。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，但陈法庆有他实真的人生：漏⽔的房子，生病的  子，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，⾝后没人跟随。村里人都说：“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。”我问他们：“那这七年里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？” “没有的。”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“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，我没写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 他笑一下：“忙生活，忙得很。” “那都是要钞票的事。”老年人磕磕烟灰“跟府政打官司，想都不要想哦。” “陈法庆不就在做？” 小伙子揷句话：“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  多管闲事。”“闲事？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？” “有他做就可以啦。” 所以他一个人做，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，告省府政没被法院受理，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。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。陈法庆只说：“到钱花光的那一天，我就停下来。”有次与《半边天》的张越聊起，她说：“阿甘是看见了什么，就走过去。别的人，是看见一个目标，先订一个作战计划，然后匍匐前进，往左闪，往右躲，再弄个掩体…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，最后哪儿也没到达。” 郝劲松也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，后脑勺剃光了，几乎是青的，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。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⽇上午十点零三分，京北市第中一级民人法院。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：“审判长，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，被告迟到，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？”审判长看他一眼：“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。”冲记书员挥了下手。记书员跑出去大声叫：“京北地铁公司！京北地铁公司！” 片刻，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，匆匆人门，在被告席上落座。 双方目光  汇的一刹那，法庭非常安静。我明⽩了郝劲松为什么说“不管你有多強大，包括一个家国部委，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，你是被告，我是原告，大家坐在对面，中间是法官。你和我是平等的”这场官司关于五⽑钱。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，认为收这五⽑钱不合理，把京北地铁公司告上法庭。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生学，连个律师证都没有，以“公民”的名义打官司。 两年多，他打了七场──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⽔，要票发，列车员都笑了：“火车自古没有票发。”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家国税务总局。 “在強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，但是我不愿意，”他说“我要把他们拖上场战，我不一定能贏，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，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，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。” “钱数这么小，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。”我说。 “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，你不抗争，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，人⾝权，财产权，包括土地、房屋。国中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，而是长期温⽔煮青蛙的一个结果，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⼲，火车不开票发、偷漏税与我何⼲，别人的房屋被強行拆迁与我何⼲，有一天，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⾝上。” “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？” “看看罗莎·帕克斯，整个世界为之改变。”他说。 帕克斯是国美的一个人黑女裁  。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⽇，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，她在一辆共公汽车上就座。那时，南方各州的共公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，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，⽩人坐前排，人黑坐后排，中间是“灰⾊地带”人黑可以坐在“灰⾊地带”但如果⽩人提出要求，人黑必须让座。那天晚上人很挤，⽩人座位已坐満，有⽩人男子要求坐在“灰⾊地带”的帕克斯让座，她拒绝。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察警威胁坐在“灰⾊地带”的人黑让座时，其他三个人黑站了起来，唯独帕克斯倔強地坐在原位。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，也许她会站起来，但这次，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人黑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。 她说：“我只是讨厌屈服。” 之后，她因公然藐视⽩人而遭逮捕。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长市达三百八十五天的人黑抵制公 车运动，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·路德·金，⽇后他得到“反种族隔离斗士”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。这场运动的结果，是一九五六年联邦最⾼法院裁决噤止公车上的“黑⽩隔离”帕克斯从此被尊为国美“民权运动之⺟”五十年后，在帕克斯的葬礼上，国美国务卿赖斯说：“没有她，我不可能站在这里。”我看马丁·路德·金传记才知道，导领民权运动时，他才二十六岁。 为什么是一个年轻人提出了“非暴力抵抗”并且得到了响应？是什么让四万多人黑，在一年多的时间，拒绝乘坐公 车以示议抗，毎一天步行外出，忍受着自己体力上的绝大付出？当三K 对人黑的攻击威胁到人⾝全安时，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，纽约的人黑领袖马克西姆·X说：“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⽑毯，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。”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、殴打、被捕、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，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，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，他们不可能嬴得声名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。科学家说：“仇恨，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，深深栖⾝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⽪层之下。”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，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──忍气呑声？或者，战斗？烧焚？抢掠？破坏？一九二九年，当马丁出生的时候，国美 人黑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，虽然有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，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。马丁可以在南方的人黑大学里，读到梭罗的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，在波士顿读博士前，已经  悉了甘地“非暴力抵抗”的观点。再小一些，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可以与⽩人孩子一样，从课本里读到《立独宣言》：“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主赋予他们若⼲不可让与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存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” 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，他能留在原地、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，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，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。 而二十六岁的马丁·路德·金，就是这个群体中，第一代最懂得 练地运用这个制度的 作规则的人。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，这篇曾带给马丁·路德·金启发的文章，今天被收录在《国美语文》里，是不少中生学的课本，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： 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？  据梭罗的观点，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府政而免受惩罚？据梭罗的观点，什么时候国美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內的最好的府政？这样的问题，提给上中学的孩子。二十岁的我，读的是财会专业。 我也有政治课，但抄在本子上的，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，为了应付试考，我都背了，从来没主动问过问题，也没人需要我们参与讨论，背了标准答案就可以了，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，书的边角上抄着流行歌词。年轻的时候，是对社会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，可是我到做了记者，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：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教育是用来⼲什么的？府政的存在是为了什么？ 我采访陈丹青时，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，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试考，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生学。他说：“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，但我们的政治试考是反政治的，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。” 他给我看一个女生的画，很有莫迪里阿尼的味道，一 线条可以轻盈地菗打人一下，他喜她画里“⽔汪汪的劲儿”这姑娘叫吴雯，想考陈的研究生，考了两年，第一年政治、英语各差一分，第二年英语差三分。她未能考上陈丹青的研究生，但同一年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。我们越洋采访她，她说：“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，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，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陈丹青其他的生学都不再考了，他说：“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、反抗、叫骂，而是──这是让我最难过的──所有人都认了。” “怎么叫‘认了’？”我问他。他笑了一下：“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，你见到这个人，就知道他认了，从很深处认了。” 编完这期节目，老郝去游泳，说光靠目测泳池的浊度就超了标，她一扭⾝出来，找到前台。人家是老国企了：“我们这儿，只要进去就不退钱的。” “找你们馆长来。” “这两天机器坏了，正在修…” “机器坏了你们还放这么多人进去？” “把你的钱退你不就完了…” 她拿机手拨通了114：“喂，请问海淀区防疫站的监督电话？”…晚上还写了博客公开此事，写到“找你们馆长来”还问读者：“你能想象我的表情么？” 我乐了，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－－“我能” 我们这种多年庒抑后  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。有一天，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。大家去找他，说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能不能不军训，搞点拓展也成啊。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主民的导领，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，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，导领有点下不来台，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，在场的人都举手。他说：“就没人赞成军训么？那个谁，你进来，你说。”那个谁把脚尖一踢，绷在空中：“我就喜 在太 底下流汗的感觉。”导领拧⾝出门，把门一摔：“就这么定了，训练的就是服从。”两天后，一群成年人穿着  彩服，站在盛夏的大太底下练向左向右转，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，老郝在 上别朵野花，我俩吊儿郞当地站着，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。半夜还要拉练，让把被子打成⾖腐块背在⾝上，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，破罐破摔地坐在 上，被子往⾝后一堆，心一横等着来检查。连长来了：“怎么没叠？” 我说：“不会。” 对方没不⾼兴，反倒乐了：“我给你叠。” 我不好意思了，觉得自己孩子气。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，他只是喜 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，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満。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，写国美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，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。老师问：“二乘二等于几？”“四。”他很积极，第一次举手回答。“不对。应该答什么？” “四。”他肯定自己是对的。 “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，想想正确答案。”女教师说。 他站在那里，穿着⺟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⾐服，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，试图忍住泪⽔。 下课铃声响了，教师问：“现在，你想出答案来了？”他承认没有。 她启发他：“应该这样回答：‘四，夫人。’”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：“直到后来，这种特  才在我⾝上強烈地显露出来：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…我一直在想，是否是这种立独的迫切，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。”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国全牙防组被诉一事。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，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，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，起诉一年多，未果。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“进津费”、“进沪费”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。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，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海上提起诉讼，他称之为声援。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嘲。一篇接一篇的追踪，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⽇，国全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，二〇〇七年，国全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。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：“不在预期当中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 他说：“因为老百姓在向強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，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。”但这次不同，如果没有结果，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。推动这一切的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，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，还有那些买了报纸，打开电视，关注这个消息，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。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，叫《我只是讨厌屈服》。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，有人说：“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？因为他们觉得投⼊太多，收获很少或 本没有。”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：“说话，真不容易呢，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。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，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、权利…” 还有人说：“在家国垄断企业面前，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，为什么没有自信？国中人习惯了听从权威，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，权威是至⾼无上的。” 有部电影叫《飞越疯人院》。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。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、服药、聊天。但他不肯。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，他建议将⽩天的⽇程换到晚上进行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  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。护士拉奇德姐小说：“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。” 麦克默菲说：“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。” 拉奇德姐小不同意：“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，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，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。”麦克默菲说：“这可是世界 球赛，比赛结束以后，还可以改过来。”拉奇德姐小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：“这样吧，我们进行一次表决，按多数人的意见办。”麦克默菲十分赞成：“好极了！”他第一个⾼⾼地举起了手。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。泰伯也想举手，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，马上把手缩了回来；马蒂尼手刚举起，就停留在头顶，装着抓庠；塞夫尔手放在 前，两眼看着周围，等着大多数人举手，他也举。大家都想看球赛，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，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。 拉奇德姐小宣布：“只有三票。对不起，不能按你的意见办。”说完起⾝向办公室走去。 麦克默菲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？我可要进城去看 球赛。谁愿意和我一起去？”比利不相信：“麦克，你出不去的。” “出不去？”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。“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。” 比利还是不相信：“你举不起它。”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，  了手，劲使抱住那个台子，没搬起来；再一次用力，还是搬不动。他只好退下。突然，他大声叫起来：“去他妈的，我总算试过了，起码我试过了！”郝劲松打贏铁路票发的官司后，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。但后来他乘车时，乘务长认出了他，亲自端来饭菜，问他：“票发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？” “你靠什么赢得尊重？”我问。 “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。”郝劲松说“权利是用来伸张的，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。” 在“新闻调査”我采访过一个人。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，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导领，用了一个比较 烈的词，被判诽谤罪，人狱两年。我在监狱采访他，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。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 “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，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，那篇文章叫什么…叫什么屈服…” “《我只是讨厌屈服》。”我说。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，说哎对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在那篇文章里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，就只是一张纸。”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，然后穿着蓝⽩相间竖条纹的狱服，満脸胡须，坐在这里看着我。他进监狱后，厂子倒了，离了婚，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，村里的人去看他，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，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，对我说：“把他换出来，把我关进去吧，我老了。” 采访结束的时候，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。我说好。→文·冇·人·冇·书·冇·屋← 他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低了一会儿头，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，抬起来，带着笑容对着镜头：“儿子…”扭头冲我解释“我管我女儿叫儿子。” “儿子，你不要为爸爸担心，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…”他的嘴都菗起来了，但他还是笑着“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，爸爸不是坏人。” 采访的时间到了，我站起⾝，说：“保重⾝体，来⽇方长。” 他脸上的⾁都在抖，但他笑着说，好。 狱警押着他，转⾝走了。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，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，我扭头看，他两只手被铐着，不能擦泪，只能仰头向天，号啕痛哭，那是从 腔里炸爆出来的哭声。已经看不见他了，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。回来后，我们赶了一天夜一的片子。审片的时候，还来不及配音，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。 有一段是我采访他：“你后悔吗？” “我不后悔。”他说“因为我付出过。” “你还相信法律吗？” “不。”他说“我信仰法律。”底下该是解说了，但没有声音，我转头看老郝，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。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。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，对张洁说：“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，还是这么感 么？”转回头对着屏幕：“往下看。”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，坐静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。 “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共公秩序，为什么要抓人呢？”我问安公局长。 “我们预见到了，所以它没有发生。”安公局长说。 我问他：“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？” 他说：“为了稳定。” “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？” 对方沉默，这个段落结束。 袁总说“停。”转头对我说：“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？” 有一天晚上，郝劲松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有点沮丧。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，说：“你是这个人的榜样。”我差点脫口而出“你没有权利放弃”顿了一下，这个想法是错的，他当然有权利放弃，正义是自己內心对自己的期许，不是用来胁迫人的，我改口成“你判断要不要放弃” 之后不久，他去了海上，成为海上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。我又一次采访他，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。没多久，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，车上他的同事问我：“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，他是反府政吧？” 我说：“他  较劲，也许也有虚荣心，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府政。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，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，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。”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：“他是剌头，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。” 我采访过一个府政 员官，他在当地拆迁时，拿一个小马扎，坐在居民楼下，坐了十几天，两边煎熬，费尽  ⾆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。“这是个共公用地拆迁，从现行法律来说，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，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？”我问。他想了想，说“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，我也是一个老百姓。” 一九四六年，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：“你们要争立独，不要争自由。” 我初看不明⽩。 他解释：“你们说要争自由，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，立独是你们自己的事，给你自由而不立独，仍是奴隶。立独要不盲从，不受欺骗，不依赖门户，不依赖别人，这就是立独的精神。” 京北郊区曾经发生过府政与居民的剧烈冲突，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烧焚厂，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，双方座谈时，脸都扭到一边“剑拔弩张” “沟通不可能么？”我问。 居民代表⻩小山说：“府政就要建，我们就不让建。不管是谁，总说这个‘就’字，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，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威示，站在第一排，他头发是朋克式的，两边秃着，头上一丛染得像个  冠花，很好认。他听见察警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⻩⽑”他在雨里浑⾝都抖“不知道动还是害怕”在里面待了夜一，出来他换种方式，把“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烧焚”的材料不停向各级府政递，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。府政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，请他参加去⽇本的考察团“这个人，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劲使看，目不转睛。他很真诚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不⾼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 往，没有偏和成见。”⽇本国土面积小，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烧焚，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，进去参观要换拖鞋，他看明⽩了，垃圾烧焚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重要的不是烧不烧，而是烧什么，怎么烧。”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‘说他“叛变”了’向着府政说话。 他有点儿像小鱼，热锅上两边煎，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立独“谁也不信谁，不买账，这不行，不能光服从，也不能光对抗，那只是个姿态。得有理由，有科学依据。批评府政，这事咱理直气壮，但也得反思自己，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，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。”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烧焚，而是国中百分之六十五都是  垃圾，烧焚时如果达不到⾜够⾼温，就会释放二恶英。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⽔和土壤。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“垃圾甩⼲机”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⽔分。“我是个混子德，本来打算移民，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，这是我的地儿，我就留在这儿，死磕了。说句抒情的话吧，我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国中。”做这些节目时，常常会有人说：“不要往下做了吧，国中  不起啊。”我理解这样的担忧，老郝和我在京北美丽园小区，曾见到过烈的冲突。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，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：整个小区挂満了红⾊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⾊的旗子。很晚了，马路上都是人，挥着拳头，打着标语，有人喊：“杀死雷霞。”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，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。她刚打赢了官司，让业主少掏物业费，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，突然撤走，停电停⽔。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。他们围在马路上，向雷霞叫嚷。电视镜头一对着，几十人就围上来，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，大声喊：“剥下他们的画⽪。” 雷霞不说话，手没有架在 前，也没有放在兜里，站着听。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：“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？我们愿意 这个钱，得起，这是民意。”雷说：“这是一个集体，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，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。这是一个公理。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。九百多户投票，八百多户赞成，这不代表民意吗？”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，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，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，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“打倒业委会”业委会的杜平说：“真正的主民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，而不是站在马路上。” 但是，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。在我们的镜头里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，有人下跪，有人行游，有人拉标语…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，不知道理 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。后来我发现，最终起作用的，是那些住在小区里，没有投过票，也没有反对过投票，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。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，渐渐加⼊议论，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，聚在一起开会，建立小区坛论，在公告栏里，贴出自己的意见…而这些人，是以前并不关心共公事务，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人私时间的人。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，他说：“以前不太感趣兴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，感受比较深，也比较惭愧。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，不去搭顺风车，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，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。”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，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，一千三百七十八户，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，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，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，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，不再续聘原物业。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，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但它醒唤的东西，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。 二〇〇八年，我在国美，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。华盛顿博物馆的人黑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，突然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：“看，人黑新郞被⽩人察警 杀，我们要去行游。”“你们要求什么？” “建立人黑自己的家国。” 我目瞪口呆：“不会吧？”他看我不信，说“你等等”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，一个年轻的家庭，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，一对老年夫 ，都是人黑“你们说，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人黑的家国？”“当然。”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“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，国美仍然是⽩人的家国，不是我们的。” “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？” “他的脑子是⽩的。”老人黑说。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，他说他的街区察警的对讲机里，人黑的代码，是“nonhumanbeing” 在这之前，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国美民权运动和《民权法》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，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人黑的狂 …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，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。认为一个人、一个概念、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，如果不是无知，就是智力上的懒惰。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，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。我问这个老人黑：“你们会选择暴力吗？”他说不会。“暴力解决不了问题，只有智慧能。” “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？” “是，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。” “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？” “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。”他说“我们有法律。” 我们也有。 采访郝劲松时，我问过他：“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？” “公民。” “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？” “能立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却不傲慢，对政治表示服从，却不卑躬屈膝。能积极地参与家国的政策，看到弱者知道同情，看到琊恶知道愤怒，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。”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”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：“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。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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