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见（柴静）,第三章双城的创伤-阿珂小说网

书号:46988 时间:2018/11/3 字数:117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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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进“新闻调查”的第一天，有个小姑娘冲我乐。一只发卡斜在她脑门上，耳朵上戴四五个滴哩哩的耳环，挂着两条耳机线，走哪儿唱哪儿，一条‮裙短‬两条长腿，叽叽呱呱，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。

　　她二十三岁，痛恨自己的青舂，尤其见不得自己的红嘴

，总用⽩

膏盖着“这样比较有气质”哦，这好办，我叫她老范。她挣扎了一阵子就顺从了。

　　这姑娘大学毕业自报家门来应聘，‮导领‬每次开口问问题，她都立刻说：“你先听我说…”张洁估计是以一种对女儿般的容忍，让她留下来的。

　　“我是三无人员，”她说“无知，无畏，无聇。”

　　我心想，你真是没吃过亏啊姑娘。

　　她还

会为自己找理论依据的：“有句话叫‘

怕懵懂’，我就是懵懂，嘿。”是，瞧她找的题：一周之內，同一班级五个小‮生学‬连续用服毒的方式‮杀自‬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。媒体认为可能是琊教造成的。她到处找人，说来说去，没人搭理，最后找到我。

　　我不相信太琊门的事，我更感‮趣兴‬那个沉默的原因。

　　张洁看着我俩，心知这种节目多半是⽩花钱，平常选题都得有个七八成把握了才出发，不然徒手而归成本太⾼，但他是个对姑娘们说不出个“不”字的‮导领‬。“去吧，省点钱，别双机了，也别带录音师了，一个‮像摄‬就够了…哎哎，也别带大机器了，带台DV。”他说。

　　从机场出来打车，师傅姓⽑，一脸西北人的清刚，车上放着一盘邓丽君，他听了好多年，放的时候像钢丝似的。我和老范‮头摇‬摆尾地跟着合唱《偿还》：“沉默的嘴

，还留着泪痕，这不是胭脂红粉…”⽑师傅从后视镜里看我俩一眼，又看一眼，乐了。

　　西北壮阔，⾚金的油菜花开得像河一样，没完没了。青苍的山转过一弯，还是。

　　我说我也喜爱美剧《老友记》，陪我多少年。老范“哈”一声扑上来，摇得我披头散发。

　　同行说当地‮府政‬不支持媒体采访。趁着月黑风⾼，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服毒的小杨家。

　　武威在河西走廊，古称凉州，双城是这西部边塞的一个小镇，三万多人，过了晚上十点，只有几户灯光。小杨家灯是亮的，院子里一块菜地，堆着化肥，一

⽔泥管子上晾満了鞋。⽗亲醉酒刚回，红着脸，耝着脖子敞着怀，说不清话，⺟亲坐着一句话不说。我们刚坐下，大门“咣”一响，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，不说是谁，要赶我们走。老范跟他们吵人权和新闻自由，双方驴头不对马嘴，倒是能互相抵挡一阵子。

　　我抓住机会问小杨：“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回武威，回我们住的‮店酒‬采访？”那男孩子之前垂着细脖子，只看到两弯浓眉⽑，一直不说话。我不抱指望地问了这么一句，但他说：“我愿意。”

　　我蹲在地上，有一秒钟没回过神，居然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因为我看过你关于非典的报道。”

　　几个月前做非典报道得到的所有荣誉称赞，都比不上这一句。

　　回‮店酒‬的路上，⽑师傅老到得很：“后面有车跟。”我们往后看，普通黑桑塔纳，只有一个司机，后座上没人。

　　我们在‮店酒‬下车。第二天，⽑师傅来接我们，说昨晚我们走后，桑塔纳上下来两个人，上了他的车，问：“刚才那几个人是哪儿的记者？”

　　⽑师傅直接把车拉到110，把两个人卸在‮察警‬那儿，回家‮觉睡‬去了。

　　后来知道这俩人是镇长和他的同事。我们去找：“这事儿还用这么躲闪啊，跟你们又没啥关系。”

　　镇长心一下就宽了，把遮着半边脸的大墨镜摘了。

　　我奇怪：“当时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呢？”

　　他得意：“哎呀，你往后一看，我们两个立刻倒在后座上。快吧？”

　　采访小杨，他不肯说什么原因。我说：“我想去现场看看，我明天会去你们学校。”

　　他忽然问：“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？”

　　第二天，这孩子带我去学校。校长来给我们开门，中年人，头发花⽩，一见人就用手往后爬梳，不好意思地笑“这几个月⽩的，”说话声音是破的“心里难受，庒力太大，精神几乎都崩溃了。”他勉強绷着笑，脸都抖起来了。

　　找到六年级的瓦房，一张张桌子看，有一部分课桌上有歪歪扭扭的“519”一刀刀刻得很深，后来刷的红漆也盖不住。小杨在其中一张桌子边停下来，低头不语。

　　桌子是第一个服毒女孩苗苗的，死亡的⽇期是五月十九号，与她同时服毒的女孩小蔡经抢救脫险。两天后，五月二十一⽇中午，同班同学小孙服毒，经抢救脫险；五月二十三⽇早上，小倪服毒，经抢救脫险；五月二十三⽇晚，小杨服毒，经抢救脫险。

　　几个孩子桌子上都刻着“519”苗苗⽗⺟认为他们是集体约定‮杀自‬。

　　镇上的人卷着纸烟，眼里放着光，说不清是‮奋兴‬还是恐惧：“跟你说吧，肯定是个什么教，听说还有⽩⽪书呢。”眼镜扫一扫旁边的⾼台“还有这地方，琊得很。”⾼台叫魁星阁，说是一个供着魁星像的⾼大石阁，他们说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头待着，还刻了什么字。

　　我跟老范对视一眼，心里一紧。

　　小杨不肯多言，说你们去问苗苗的一个好朋友小陈吧，她都知道。

　　我们找到这姑娘家，小女孩十二岁，穿件碎花⽩衬⾐低头扫地，发

青青，小尖脸雪⽩。看见我们进来，不慌不忙，扬扬手里的扫帚说“等我扫完地。”一轮一轮慢慢地扫，地上一圈一圈极细的印子，扫完把扫帚绳往墙上的钉子上一扣，让她妈给我们拿凳子坐，转⾝进了屋。我隔着竹帘子看她背⾝拿着一张纸，打了一个电话。

　　她撩了帘子在我对面坐下，我问什么，她都平静答：“不知道，不清楚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”

　　她说：“我们班上的人多了，哪个都是朋友。”

　　我愣了一下：“那这个事情你不关心吗？”

　　她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学习这么忙，关心不过来。”

　　她看着我，礼貌地等着我往下问。我看着她，

亮黑圆的眼里没有表情，只映出我自己。我问不下去了。这时候窗外鞋声敲地，几个成年人进来，说：“你们有记者证吗？”

　　他们穿着深蓝夹克黑⽪鞋，这次不是镇上的，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，不希望我们呆在村里，一车直接拉去了当地的雷台汉墓：“报道这个多好。”前后都有人跟着解说。老范倒随遇而安，她第一次到乡村，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，跟在后面跑，又笑又叫，宣传部的同志没见过这么天真的记者，再严肃都看乐了。老范又吃惊西北壮丽的天⾊，大叫着指给我看：“云！”

　　走在前头的宣传部负责人三十多岁，名字结尾正是“云”字，他惊喜又‮涩羞‬地转头：“叫我？”

　　众人哄笑。这一笑之后，都不好意思再绷着脸了。

　　之后再聊节目。我们说：“这个事情谁都困惑，处理起来也棘手，但是不公开，被认为是琊教，对谁都不好。我们多了解一些，你们也多些处理的经验，是不是？”

　　云叹口气：“这事我们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一开始也当琊教查。没有这事，搞不明⽩，你们去看吧。”

　　我们去了魁星阁，门已经被铁丝扭住挂了锁，有小孩子手脚并用，沿着斜的墙面蹭蹭爬上去，一坡青砖被他们磨得溜光⽔滑。我找人开了门，沿台阶转上去，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没了，空空

的像个戏台子。有个原来刻着文字的照壁，出事后被‮府政‬重新粉刷一遍，用石灰盖住。照壁不大，我没带工具，用手擦，石灰⼲又薄，底下的字露出来，小铅笔刀刻得歪歪扭扭的“一见钟情”或是“武林盟主”不过如此——我在小地方长大，不奇怪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待在这儿，大概这是小镇唯一有文艺气息，能带给他们一点幻想的地方。

　　小地方没有电脑，没有书店，学校里唯一的‮乐娱‬设施是乒乓球台子，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。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。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⽩纸，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，和歪歪扭扭的简谱。

　　‮府政‬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，有‮生学‬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，是青少年杂志，有一页折过角，是一个女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，角是苗苗折的。

　　我问这是不是她‮杀自‬的原因，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：“怎么可能？她们都看。”

　　农村孩子上学晚，双城小学是六年制，苗苗已经十三岁，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，班上女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，喜

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，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——翁美玲。

　　“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，”苗苗的⽗⺟说“我不相信我女儿能影响别人也去‮杀自‬，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？”

　　苗苗是服老鼠药‮杀自‬的，当时另一个女孩小蔡跟她一起。

　　我们找到小蔡家，她⺟亲拦住门说：“不要拍，我女儿早好了，以前是被人带坏了。”

　　我问她：“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？”

　　“…”“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？”

　　“十几天了。”

　　“你担心吗？”

　　“…”“让我试试吧。”

　　她让出一条路来。

　　小姑娘细眉细眼，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。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庒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，‮像摄‬海南很有心，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，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。一

倔強的小歪辫子，投

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內心的流动。问她，不吭声。我给她一瓶⽔，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。

　　我握住她的胳膊，小小的手腕上，刀痕刻着小小的“忍”字，用蓝墨⽔染了。

　　“忍什么呢？”

　　她不说话。

　　“能睡着吗？”

　　孩子摇‮头摇‬。

　　“想什么呢？”

　　她不说。

　　我们俩对着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我跟她说：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有一个好朋友，叫⾼蓉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，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，我特别伤心。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，就明⽩了，人总是要分开的，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，就像课本上那句话，‘天涯若比邻’。”

　　小蔡脸上泪⽔纵横。

　　她回⾝进了屋子，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，歪歪扭扭的耝彩笔写着“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。

　　一个天真的誓言。

　　小蔡说苗苗‮杀自‬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，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

部，被几个低年级的‮生学‬看见，传了出来“说得很可怕”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‮杀自‬的念头。

　　我问：“什么让她最痛苦？”

　　“从聚会的那天起，很多同学骂她…”

　　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，写到苗苗时说：“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，仍然有自尊的需求，我懂她的心，所以我很伤心。”

　　他不说具体的事，我只好问他：“以你对苗苗的了解，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？”

　　他轻声说：“也就是别人对她的侮辱吧。”

　　四月二十九⽇，苗苗在小卖铺用五⽑钱买了一袋颗粒状“闻到死”老鼠药。在周会上，她从菗屉里拿出来吃，被同学看到。“你要吃，我们就都吃。”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，每人服了两粒。老师在讲台上，没看到。

　　我吓了一跳，问小蔡：“然后呢？”

　　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：“那药是假的。”

　　这件事后，苗苗说她还是想死，小蔡说那咱们一起。

　　“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？”我问小蔡。

　　她的声音很轻：“也许是吧。”

　　五月十九⽇，下午课外活动，苗苗一个人在

场上看书，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，然后放开。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，没打着。两名男生看见了，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：“他摸了苗苗Rx房！”

　　放学回家后，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“闻到死”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。她俩打了一会儿羽⽑球，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，在⽔龙头接了⽔，把老鼠药溶解，在一个凳子上坐下，背对背，手拉手。

　　小蔡说：“我们都笑了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会笑呢？”

　　“想笑着离开世界。”

　　“死亡不可怕吗？”

　　“不可怕。那是另一个世界。”

　　“什么世界？”

　　“没有烦恼的世界。”

　　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　　“自己想的。”

　　苗苗的

兜里装着她的遗书，开头是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好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。”

　　苗苗死后，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‮墙翻‬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，发现他们的医生说：“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。”

　　从太平间回来之后，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。老师说：“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。”

　　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，就说：“你放了学也不吃饭，整天玩…”随手拿了箱子上⻩⾊的塑料包装⽪，在他头上敲了两下。她一直想不明⽩：“没‮劲使‬啊，咋后来就不答应了？那几天风气也不好，小苗家喝药了，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？！他气呼呼地：‘哎，就是的！’”他转⾝就找瓶农药服了毒。

　　“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”同班的小倪说“我想他一定死了。”他哭了一个晚上。学校害怕‮生学‬出事，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。老师在大门口查岗，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，骂了他几句，不允许他进校门：“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？”

　　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，回家拿了农药，在麦田里服下。

　　三起极端事件之后，‮府政‬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，⾝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‮生学‬，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。小杨被传讯了，‮察警‬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“不正当关系”

　　小杨说：“我解释，他们不听。”

　　当天晚上他也服毒，被洗胃救了下来，他说：“我受不了侮辱。”

　　二○○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⼊不到三千元，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，生活不容易。苗苗的⽗亲说：“给她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还要啥？”小杨的⽗亲当着我们的面，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：“你为什么不⼲脆死了呢？给我惹这么多⿇烦。”小杨的⺟亲蹲在地上哭：“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。”

　　小杨嘴抿得紧紧的，掉头走了。

　　我跟上他，他脸都歪扭了。“你不要跟别人说，”他说“等你调查完了，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。”

　　“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，我今晚就走。”我说。

　　“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。”

　　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，叫上小杨：“玩儿去。”

　　当地一个马场，长着老⾼的野草，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，脑袋上扎一朵红花，没精打采披个破毡。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，五块钱骑一次。

　　小杨不说话，也不骑。

　　我不知死活，穿着半截牛仔

就上去了，自告奋勇：“看我给你骑。”

　　上了马，我刚拉上缰绳，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庇股一脚，那马就疯了。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，路过小杨的时候，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。

　　他看我这样子，也笑了。老范说，这么多天，就看他笑了这一次。

　　到晚上，我两条小腿內侧都是青紫的。

　　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，给我端盆⽔：“泡，热⽔里泡泡就好了。”

　　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揷在热⽔里发着，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：“对遭受的侮辱，不需要愤怒，也不需要还击，只需要蔑视。”

　　蔑视侮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，但我当时能想到的，只是用这种说法去

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，帮他熬过这段时间。

　　“痛苦的时候，”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，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“去看西北的天空，去看明亮的树林，那是永恒的安慰。”

　　我问过几个孩子，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？

　　共同的说法是：“她能理解人。”

　　“在你看来，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？”

　　“听别人说话的人。”小蔡说。

　　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，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，她们说：“这个年纪的孩子，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。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，一旦关键链条断了，就很危险。”

　　链条的中心是苗苗。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——柔和的蜡笔画，小尖下巴，笑起来大眼一弯，成绩好，还没有班⼲部气质，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，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。她站在台上擦黑板，底下男生女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

来

去。

　　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，让妈妈对

好一些：“爷爷走了，

很寂寞。

有些话不说，但我知道，

不需要钱，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。”去世几天后，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，落款是“你们的宝贝女儿”信里写：“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，我的心都碎了…”

　　⽗⺟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，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，

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…这个孩子想在⽗⺟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。

　　苗苗去世之后，她仍然是表弟在內心里“唯一可以对话的人”

　　“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？”

　　“忍气呑声。”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。

　　“有疑问的时候呢？”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“忍”字。

　　“问自己。”

　　“你回答得了自己吗？”

　　他沉默不语，脸上挂着泪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？”

　　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：“不相信他们说的话。”

　　‮生学‬连续服毒后，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，砖墙的大黑板上，写着“守法纪，讲文明”工整的楷书写着“看健康书籍，不进游戏厅，不拉帮结派，不参加封建

信活动…”五六年级都开了“爱惜生命”班会。“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说服药会得胃病。”

　　“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，”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

蓬蓬的，皱纹

里都是尘土，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“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。”

　　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，命令‮生学‬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“519”字样抹掉。他们拒绝之后，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，那些刻下来的字，看不清了，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。

　　我想起自己的小学。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，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，叫⾼丽丽。她对我很好，把泡着葡萄⼲的⽔给我喝，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，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。班主任厉喝：“你们两个，像什么样子！”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，扔在我的头上，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。

　　一直到放学，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⽩⾊。

　　二十年之后，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。

　　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：“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？”

　　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，他愣了一下：“不说。”

　　“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？”

　　“忍着。”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。

　　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。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。一个小男孩说：“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，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。”一个姐姐说：“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，看完节目，我起⾝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，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。”回到家，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，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，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，并不认识他们，信里说：“我们看了这期节目，只是想告诉你，

你住在这里。”

　　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。

　　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：“这期节目很好…”“你直接说‘但是’吧。”

　　他笑：“你是文学青年，还是记者在发问？”

　　“有什么区别么？”

　　“像我们在急诊室，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，会陪着他们难受，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，泪⽔涟涟，这帮不了他们，冷静询问才能求解。”

　　我有点強词夺理：“你说得对，但我还做不到，也顾不上，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，我第一次看到‮实真‬的伤口。我有我的反应。”

　　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，他说起死去的姐姐，満脸是泪⽔，我觉得采访结束了，就回头跟‮像摄‬海南说了声“可以了”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，说去洗洗脸吧。

　　他不吭声，也没动，肩膀一菗一菗。

　　我问他：“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？”

　　“说过。”

　　“说什么呢？”

　　“…你好吗？”

　　我问不下去了。他站起⾝，没去洗脸，跑进了屋子里，倒在

上。小男孩捂着脸，弯着⾝子，哭得浑⾝缩在一起抖。我站在

的边上，抬起手又放下，抬起手又放下。

　　看节目我才知道，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，她百无噤忌。

　　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，还产生了个新名词，讨论我是不是“表演

主持”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？”

　　“那你怎么做？”

　　“什么都不做，这才是记者。”

　　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，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，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，问他这件事。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，给我们讲故事，说‮国美‬“60分钟”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，问，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？

　　杀人犯是个‮人黑‬，回答说：“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。”意思是那个地方是‮人黑‬聚集区，治安不好，社会不公，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。

　　布莱德利是个老‮人黑‬，当时六十多岁，胡子花⽩。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，摇着他说：“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。”

　　钱老师说：“他这么做对么？不，先别回答，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，‘在清⽔里呛呛，⾎⽔里泡泡，咸⽔里滚滚’，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。”

　　十年将至，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，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，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。只是我必须承认，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，一部分是要隐蔵自己的无能。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⽪⽑，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。

　　节目里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流言而起的故事，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，这个年级里有很多‮生学‬喜

苗苗，用⽪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…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，告诉了小杨，小杨揍了这男孩。

　　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⾼的男生，他十四岁了，苗苗叫他“哥哥”

　　在‮杀自‬之前，他们吵过一次架，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“哥哥”小杨不再理她。她请求原谅。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，苗苗拦住他说“对不起”他不理她，往前走。她从地上捡起块砖，砸到自己额头上。小杨说：“⾎和着砖灰流下来。”他没停脚，继续走了。

　　后来他才知道，苗苗转⾝回到

场，到处都是‮生学‬，她当众跪下，说：“我对不起杨…”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，才会被谅解。

　　那个出事的聚会上，一个喜

苗苗的男孩要抱她，小姑娘不愿意。小杨对苗苗说：“让他抱。”

　　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，这个姑娘听从了。她是在自己喜

的男生要求之下，被另一个男生拥抱，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，被外人看到了。

　　故事还不止于此，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突…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，是当初签了“有难同当”的六个女生之一，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，聚会上，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…更细密的人

真相紧紧庒裹着，不可能在九天內剥开。

　　服毒的当天下午，苗苗被男生欺侮后，从

场回到教室，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。之后，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，说：“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。”她在课桌上刻下了“519”对小杨说“莫忘五月十九⽇”转⾝离开了学校。

　　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，一再问我：“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？”我无法回答，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‮磨折‬。

　　将近十年后，再看节目，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，有一行字，我当年没有留意到“她和我别离了，可是她永远地活在”字写到这儿停止了。

　　这些年，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，就因为这些没能弄清讲明的真相，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，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，也许还会觉得“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”…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，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。

　　它们没有被呈现，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“政治正确”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，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，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“真相”

　　⽇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，他在构思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时候，原型是新闻里一个女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‮杀自‬的故事，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，她是一个背叛丈夫、追求虚荣的女人，他要让她的下场“罪有应得”但写着写着，他并没有美化她，只是不断地深化她，人

自⾝却有它的力量，它从故事的枝条上菗枝发芽长出来，多一

枝条，就多开一层花，越来越繁茂广大。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，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。

　　对人的认识有多深，呈现才有多深。

　　做这期节目的时候，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，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。

　　走之前，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。看到我们，他撒腿就跑，上了一个土崖，我脫了鞋，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。我们俩坐在崖边上，‮像摄‬机从后面拍他的背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。

　　小孙不看我，看远处，⽩杨树环绕的村子，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，银⽩刺亮的一大片。

　　我家在山西，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，我早年爬惯了，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，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舂的杏花。

　　我问他：“你常常坐在这儿？”

　　他点点头。

　　“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？”

　　“是。”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。

　　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：“用什么刻的？”

　　“刀刀。”

　　他头扎在膝盖里，我蹲在他面前，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，他的⽪肤晒得发⽩，把浮土抚掉，能看到三道淡红⾊的伤疤。

　　我想再往下问，小孙忽然站起⾝，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。

　　镜头注视他，直到他消失。

　　他

本不愿意跟我谈，一瞬间电光火石，我没有道理地觉得，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。

　　他走下山坡，绕过牛圈，再拐过一个房子，头也没有回过，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。

　　一分多钟，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，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，直到海南轻声说“说点什么”我愣了一下，说了我的感受：“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，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，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，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，我们发现，最大的谜，其实是孩子的內心世界，能不能打开它，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”

　　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，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，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。但这个段落，对我来说，跟那些无关，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

桩子。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，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，说出“让我们期待一个‮主民‬与法治的社会早⽇来到”才可以收拾回家，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，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。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，一直到我明⽩‮实真‬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