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中天杂文集锦（易中天）,劝君免谈陈寅恪四-阿珂小说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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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号:324 时间:2016/9/13 字数:25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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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劝君免谈陈寅恪：四人品与气节

　　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‮权政‬，反对共产

，反对马列主义。其实不然。倘若如此，他为什么不去‮港香‬、‮湾台‬，为什么同意担任‮国全‬政协常委，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、冯乃超这些共产

人

往？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。1954年5月3⽇的“敬老尊师座谈会”他就参加了，还戴了大红花，这也是一种“时俗”么！怎么并无反感，反倒欣然？

　　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。

　　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。他好像谁都看不惯。袁世凯当大总统，他讥为巴黎选美：“花王哪用家天下，占尽残舂也自雄”；张群组阁，他讥为

女作秀：“催妆青女羞还却，隔雨红楼冷不噤”；国民

长江防线失守，他也幸灾乐祸：“楼台七宝倏成灰，天堑长江安在哉”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‮国中‬，或是怀念旧王朝，恐怕就错了。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，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，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。“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‮主民‬，则尚为其次者”君主还是‮主民‬，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，而陈寅恪以为其次。那么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？

　　是道德，是人品，是气节。

　　1964年5月，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“后事”并写下了带有“遗嘱”

质的《赠蒋秉南序》一文。在这篇不⾜千字的短文里，陈寅恪称自己虽“奔走东西洋数万里”而“终无所成”现在又“奄奄垂死，将就木矣”但也有⾜以骄傲自豪者，那就是：“默念平生固未尝侮食自矜，曲学阿世，似可告慰友朋”也就是说，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，不但不是金钱地位，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，而是人品与气节。

　　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

往或表示敬重的，不论是国民

共产

，还是无

无派，都是人品极好的人。陈毅，光明磊落，直率‮诚坦‬；傅斯年，为人正直，疾恶如仇；刘节，秉

梗直，宁折不弯；冼⽟清，一生清⽩，遗世‮立独‬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。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，但当有关当局強迫他加⼊国民

时，他把“乌纱帽”掼在桌子上：“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

，我就不做这个院长”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，但面对极左思嘲也会拍案而起，气愤地表示“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”！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“傻事”说“蠢话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“大放厥词”：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“一起发疯”倒是真！这种“逆言”也是说得的？但他实在忍不住。

　　当然，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“好下场”

　　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，甚至是他们“自找”的。文化大⾰命中，刘节听说“造反派”要批斗陈寅恪，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，并视为一种荣耀。如此“不识好歹”“自讨苦吃”如此“螳臂当车”“以卵击石”还能有什么好结果？然而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，同时也于事无补，他们却偏偏还要做。也正是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⾼贵。

　　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陈寅恪“吾道不孤”！

　　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，还有更深的想法。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《元⽩诗笺证稿》一书中，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：但凡新旧

替之时，总有人占便宜，也总有人吃大亏。那些乖巧的小人“往往富贵荣显，⾝泰名遂”；而那些刻板的君子，则常“感受苦痛，终于消灭而后已”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“并存杂用”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，而有的人则无此“乖巧”而已。

　　显然，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“老朋友”看作了“乖巧的小人”

　　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。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“道不相同”的共产

人信任敬重，对某些先前的“同道”反倒蔑视而戒备？就因为前者“气节不亏”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。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，坚持马列主义，信仰共产主义，要担怎样的风险。那是要掉脑袋的！所以，新‮国中‬成立以后，他们大讲马列主义，就不但可以理解，而且也理所应当。他们“本来”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！

　　那些“眉样⼊时”的“⽩头学究”们却“原本”不是。“不是”当然也可以变成“是”但要看怎么个变法，以及为什么要变。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，改变了观点，倒也理属正常，无可厚非。然而‮夜一‬之间毫无思考，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便很可疑。在陈寅恪看来，这不是降⾝辱志，便是投机取巧。但不论何种情况，都是“变节”气节一亏，则其人不可取矣！

　　事实证明，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。1949年以后，‮国中‬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，宗奉马列主义，有的是“曲学阿世”有的不是。汪籛就不是。他属于“心悦诚服”的那一类。否则，当他自告奋勇充任“说客”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，就不会那么天真了。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，受到不少埋怨。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“官腔”和先生说话，更不该惹老师生气，甚至有人痛斥他“不知天⾼地厚”这实在是冤哉枉也！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

是终其一生的。正因为“感恩戴德”他才会那样说话。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。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，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“贴标签”的痕迹，文风新颖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这难道不是好事？正因为此，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，才会充満了“时俗”的口吻。在他看来，弟子发现了宝蔵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，那才是不道德。

　　历史的悲剧或悲剧

也正在这里。汪籛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，道德的，而双方的格格不⼊却一至于此。一个要“⾰命”一个要“守节”这一场冲突是在所难免的了。问题是，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籛发那么大的脾气，以至于说出“你不是我的‮生学‬”这样的话？

　　答案也许就在汪籛笔录的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里面。在这篇自述中，陈寅恪说：“研究学术，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‮立独‬的精神”“‮立独‬精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，且须以生死力争”“没有自由思想，没有‮立独‬精神，即不能发扬真理，即不能研究学术”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。因此他在《答复》中开篇就说：“我的思想，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”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，也就是这八个闪亮⾼岸的文字：自由思想，‮立独‬精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