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中天杂文集锦（易中天）,劝君免谈陈寅恪二-阿珂小说网

书号:324 时间:2016/9/13 字数:23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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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劝君免谈陈寅恪：二事出有因

　　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

　　比如国內民众的关心，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。的确，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，不接受思想改造，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，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。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，还基本上安然无恙。他这颗“刺儿头”不但没被剃掉，反倒是‮共中‬⾼层还对他关怀备至，礼遇有加。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，也有劳⾝为“封疆大吏”的陶铸亲于过问，又是送牛

，又是派护士。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陈家居然“

鱼等肴馔甚美甚丰”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。这才真是怪了！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，陈寅恪这“瞎老头”受此优待，究竟凭的是什么？

　　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露而冰释。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。他的祖⽗陈宝箴，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器重，后来官居湖南巡抚，是戊戍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。⽗亲陈三立（散原先生），早年和谭嗣同、徐仁铸、陶菊存一起，号称“晚清四公子”晚岁则以诗文著称，被⽇本汉学家吉川幸次郞评价为鲁迅之前‮国中‬近代文学成就最⾼者。在一个重⾎缘，重门第，重承传，重渊源的国度里，这已经⾜够让人肃然起敬了。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。他十二岁时就东渡⽇本，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，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，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岁。他学问大得吓人，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（也有说二三十种的）。名气也大得吓人，据说⽑泽东访苏时，斯大林还专门问起。英国女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。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，哎呀连声。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⾝，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⾜为奇。

　　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。

　　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⾊彩。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：衰老病残，冷清寂寞，心情郁闷，晚景凄凉，最后被‮害迫‬致死，死不瞑目。对此，他们表现出強烈的不満、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也一样么！然而海外某些先生（如被李敖称之为“国民

同路人”的余英时），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

‮权政‬的“前朝遗老”认为他留居‮陆大‬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，甚至对自己的“晚节”感到愧聇，为“没有投奔‮湾台‬而悔恨终⾝”便未免是戴着有⾊眼镜看人，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。反倒是⾝为国民

‮湾台‬当局“国防部长”的俞大维，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，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，因为原本不必“多此一举”么！

　　没错，陈寅恪在1949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，更不要说“靠拢组织”他⾝为‮国全‬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，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，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。但这只是他的“‮立独‬立场”所使然，与他对国共两

的爱憎好恶毫不相⼲。他要当真喜

国民

，当初怎么不跟着到‮湾台‬去？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⽩的，那就是“不论哪一个‮府政‬我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”这话虽然是冼⽟清说的，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。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，陈寅恪即有“非所论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”的说法，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“一

之恩怨，一府之兴亡”看来，准确的说法是：陈寅恪和国共两

都没有关系，也不想有什么关系。他只想作为一个‮立独‬的学人，进行自己‮立独‬的学术研究。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，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。事实上正如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，政治这个范畴“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，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”

　　那么学术呢？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？他的学问、学识、学养、学术⽔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流的，要不怎么被称作“教授中的教授”（郑天

语），公认为史学大师、文化巨匠、旷世奇才？早在二十世纪中叶，陈寅恪便已“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”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、宗教、语言、文化、文学诸领域，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蔵。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，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。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，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，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。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，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。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！对柳如是、再生缘感‮趣兴‬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。这些课题，和我们又有什么相⼲，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？

　　陈寅恪如果有意义，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。‮海上‬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。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、学术，而在学统。所谓“学统”也就是“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”这玩艺，在‮国中‬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，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，再到梁启超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时才算理清了思路。但“竖看百年‮国中‬学术史，从晚清、民国到共和国，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”并“使自⾝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”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（《九谒先哲书》）！也就是说，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，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“现代学统”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。

　　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，但仍然可疑。可疑之处就在于，如果那“学统”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，还要不要坚持？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，这“学统”可不可以放弃？依我看，那个“学统”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，又只有百把年历史，不坚持也罢，天塌不下来；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（比如汪籛）之所以和先生分手，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建设新‮国中‬，解放全人类，显然比坚持什么“学统”意义重大得多。

　　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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劝君免谈陈寅恪：二事出有因　　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　　比如国內民众的关心，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。的确，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，不接受思想改造，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，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。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，还基本上安然无恙。他这颗“刺儿头”不但没被剃掉，反倒是‮共中‬⾼层还对他关怀备至，礼遇有加。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，也有劳⾝为“封疆大吏”的陶铸亲于过问，又是送牛，又是派护士。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陈家居然“鱼等肴馔甚美甚丰”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。这才真是怪了！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，陈寅恪这“瞎老头”受此优待，究竟凭的是什么？　　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露而冰释。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。他的祖⽗陈宝箴，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器重，后来官居湖南巡抚，是戊戍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。⽗亲陈三立（散原先生），早年和谭嗣同、徐仁铸、陶菊存一起，号称“晚清四公子”晚岁则以诗文著称，被⽇本汉学家吉川幸次郞评价为鲁迅之前‮国中‬近代文学成就最⾼者。在一个重⾎缘，重门第，重承传，重渊源的国度里，这已经⾜够让人肃然起敬了。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。他十二岁时就东渡⽇本，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，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，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岁。他学问大得吓人，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（也有说二三十种的）。名气也大得吓人，据说⽑泽东访苏时，斯大林还专门问起。英国女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。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，哎呀连声。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⾝，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⾜为奇。　　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。　　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⾊彩。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：衰老病残，冷清寂寞，心情郁闷，晚景凄凉，最后被‮害迫‬致死，死不瞑目。对此，他们表现出強烈的不満、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也一样么！然而海外某些先生（如被李敖称之为“国民同路人”的余英时），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‮权政‬的“前朝遗老”认为他留居‮陆大‬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，甚至对自己的“晚节”感到愧聇，为“没有投奔‮湾台‬而悔恨终⾝”便未免是戴着有⾊眼镜看人，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。反倒是⾝为国民‮湾台‬当局“国防部长”的俞大维，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，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，因为原本不必“多此一举”么！　　没错，陈寅恪在1949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，更不要说“靠拢组织”他⾝为‮国全‬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，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，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。但这只是他的“‮立独‬立场”所使然，与他对国共两的爱憎好恶毫不相⼲。他要当真喜国民，当初怎么不跟着到‮湾台‬去？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⽩的，那就是“不论哪一个‮府政‬我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”这话虽然是冼⽟清说的，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。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，陈寅恪即有“非所论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”的说法，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“一之恩怨，一府之兴亡”看来，准确的说法是：陈寅恪和国共两都没有关系，也不想有什么关系。他只想作为一个‮立独‬的学人，进行自己‮立独‬的学术研究。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，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。事实上正如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，政治这个范畴“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，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” 　　那么学术呢？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？他的学问、学识、学养、学术⽔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流的，要不怎么被称作“教授中的教授”（郑天语），公认为史学大师、文化巨匠、旷世奇才？早在二十世纪中叶，陈寅恪便已“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”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、宗教、语言、文化、文学诸领域，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蔵。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，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。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，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，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。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，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。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！对柳如是、再生缘感‮趣兴‬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。这些课题，和我们又有什么相⼲，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？　　陈寅恪如果有意义，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。‮海上‬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。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、学术，而在学统。所谓“学统”也就是“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”这玩艺，在‮国中‬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，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，再到梁启超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时才算理清了思路。但“竖看百年‮国中‬学术史，从晚清、民国到共和国，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”并“使自⾝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”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（《九谒先哲书》）！也就是说，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，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“现代学统”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。　　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，但仍然可疑。可疑之处就在于，如果那“学统”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，还要不要坚持？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，这“学统”可不可以放弃？依我看，那个“学统”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，又只有百把年历史，不坚持也罢，天塌不下来；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（比如汪籛）之所以和先生分手，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建设新‮国中‬，解放全人类，显然比坚持什么“学统”意义重大得多。　　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？